Beauty

　　90年代超紅的美國甜心Britney Spears與父親Jamie Spears的監護權案件仍然鬧得沸沸揚揚。早前，由《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推出紀錄片——《Framing Britney Spears》讓事件走入公眾的視野。其內容描述Britney Spears父親Jamie如何控制她的財務和日常生活，包括花費、朋友的選擇、甚至開車也受到管制！近日Netflix再推出《Britney VS Spears：父女對簿公堂》，通過對前男友、前任助理、律師、監管專家等大量採訪，揭開Britney如同被監禁的13年！

她沒有得到公平的辯護

　　不少人可能會質疑一個有錢及有名氣的歌手大可以找最好的律師，如果沒有精神問題，又為何會被判監護呢？紀綠片訪問了Britney當時的律師Adam Streisand。他回想當年他準備好所有辯護方法走進法庭，正想為Britney辯護時，法官卻拿出一份Britney的精神報告，指出她沒有能力聘用律師，並將Adam Streisand趕出法庭，取而代之的是法庭指派的自願律師。Adam Streisand質疑被指派的律師Samuel Ingham的能力，並認為他沒有盡力為Britney爭取權益。

Source /  Britney Spear Instagram @britneyspears_._

　　紀綠片的導演亦對精神報告提出懷疑，精神報告指出她患有失智症，但她們找到在報告呈堂後的兩星期內Britney在一個美劇中擔任特約嘉賓，證明她明明有能力工作，法庭卻認為她沒有能力聘用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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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恐嚇奪走孩子

　　比起工作、金錢及自由，對她來說更重要的是她的孩子。她與前夫Kevin Federline生下兩個孩子，在離婚後她與Kevin平分孩子的撫養權，但在監護下，她與孩子們相處的時間卻需要經過父親Jamie的允許。她曾多次想解除監護權，卻被父親威脅會奪走她孩子的撫養權。她曾向一名律師尋求法律幫助，她在電話錄音中說道：「我父親曾多次威脅我要帶走我的孩子，我只是想確定在解除監護權期間，我和孩子的關係不會受到影響，包括我的探視時間。」為了自己的孩子，Britney犧牲了自己的一切；但他的父親為財富及權力，卻剝奪了女兒的自由。

 Source /  Britney Spear Instagram @britneyspears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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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台造錢機器？

　　雖然他的父親在法庭上聲稱她沒有生活自理、掌控經濟的能力，但諷刺的是Britney自2007被判監護後，卻一直在工作，甚至養活了一班指控她沒有能力的人。她舉辦了數以百計的演唱會、在歌唱節目《The X Factor》中擔任導師、在Las Vegas酒店擔任常駐等等。她在美國及全球巡迴演唱會自2013年至2018年，超過300場；雖然Britney在2018年賺了五千九百萬美元，他的父親從中賺取二百一十萬美元，但據說實質上她每個月只有$8,000美元的零用錢。

 Source /  Britney Spear Instagram @britneyspears_._

　　Britney在今年6月法庭上說道，「在巡迴演出時，經紀公司說如果不做巡迴演出，便會控告我毀約。但因為監管的關係，我甚至無法聘請自己的律師。出於恐懼我完成了巡迴演唱會，但Las Vegas的新節目隨即開始了，我根本沒有休息的時間。我嘗試儘早開始綵排，但十分困難。我被告知，時間表已經計劃了，必須照這樣進行。」面對經紀公司給予過多的工作量，她的父親沒有為女兒爭取任何權益，反而贊同經紀公司的做法。

　　她就如一台造錢機器，為父親、經理人公司、自己無能的律師及父親的律師創造極大的收益，卻無法掌控自己的工作，連幫女兒買書也要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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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被千萬粉絲愛戴的明星，私下孤立無援？

　　在監護期間，她沒有基本的人權，連交朋友也要得到父親的認可。2016 年，一名法庭指定的調查員在她的調查結果中寫道，所有接觸她的人都由 Jamie 控制，尤其是男性朋友，除非他們得到她父親的批准。這些人被私家偵探跟蹤，直到她父親認為他們「可以接受」，並需要簽下保密協議。

 Source /  Britney Spear Instagram @britneyspears_._

　　她身邊的朋友們也漸漸地「被消失」，只為讓Britney更孤立無援。Felicia Culotta是Britney的長期助手也是朋友。但在《Circus》歐洲巡迴演出前，父親Jamie 突然告訴她，Britney 不想再見到 Culotta ，也不希望她參與這次的巡迴演出。Culotta雖然繼續參與演出，但盡量避開Britney。在巡演結束時，Britney在一家旅館裡發現了Culotta，跑到她身邊，擁抱了她，問她去了哪裡。Culotta才知道原來是Jamie想讓她們反目，Britney的朋友愈少，得到的支持便愈少。

 Source /  Britney Spear Instagram @britneyspears_._

　　這名在台上台下都十分耀眼的女星，在灰暗的影子下生活了13年；最近這纏繞13年的監護權爭議於9月尾迎來突破性的進展：據BBC報道，在聽證會上，法官正式宣判暫時終止Jamie Spears的監護人身份，不過對於Britney能否真正擺脫監護權、能否真正重獲自由仍存有許多變數……希望Britney能盡快得到自由！#freebritney

　　去年4月，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將「專業精神獎」頒予影評人羅卡（本名劉耀權）和石琪（本名黃志強），以表揚他們的影評工作對電影業的貢獻。就在「卡叔」（文化圈中較羅卡年輕的一輩對他的暱稱）獲獎前的幾個月，他舉辦了好幾次私人放映會，邀請友人觀看他的自傳式紀錄片《聲影路》。事隔一年多，《聲》片今年5月起終於在戲院公映，雖然場次不多，但至少延續至6月底，讓普羅大眾有機會觀賞。

羅卡的影評和電影研究工作獲得業內推崇，去年榮獲「香港電影金像獎」的「專業精神獎」。

（網上圖片）

　　從表面看《聲》片的內容，或會令影迷感到好奇：人物傳記固然是紀錄片其中一個主流，但是自傳式的似乎不多，這一次卡叔不單參與拍攝和提供大量歷史資料，更親自擔任出品人，並以第一身撰稿和念出旁白。此外，以電影界幕前明星和幕後導演為主人翁的傳記電影當然不少，筆者也看過其他崗位如攝影師、配樂和服裝設計師的紀錄片，但是關於影評人的實在比較罕見。

　　當然，單純以「影評人」來概括卡叔的工作生涯，未免過分簡化。他在上世紀60年代曾出任當時極具影響力的《中國學生周報》總編輯。70年代從意大利回港後，加入了正步入黃金時期的無線電視，曾導演著名劇集如《CID》（1976年）等。卡叔的另一項重大貢獻，是在1978年與多名電影工作者共同創辦「香港電影文化中心」（有別於1999年成立、現仍活躍的「電影文化中心（香港）」），既培育了不少年輕的電影人，也推動電影欣賞的風氣。卡叔於90年代起先後在香港國際電影節和香港電影資料館任職節目策劃，從事有關香港電影歷史的學術研究。較少人注意的是，他於2005年退休後，仍不時擔任電影節目的策劃，以及幾部紀錄片的監製。總括來說，卡叔除了影評以外，在電影圈以至文化界多個層面，過去五、六十年間均十分活躍，舉足輕重。

　　卡叔表示，決定拍攝《聲》片，源於數年前他興起撰寫回憶錄的念頭，文字寫作尚未完成，就碰到導演王茵茵，有意將他的故事拍成紀錄片，因此就將回憶錄改以影像方式推出。去年試映後，羅和王再將影片的內容大幅改動，今天的公映版已與試映版頗為不同。筆者覺得，試映版有較多私人筆觸，友儕觀看會感受深刻；公映版雖仍以個人角度出發，但著重面向公眾的陳述，較能迎合並不私下認識卡叔的一般觀眾。（下文的討論以公映版為本。）

　　按時序劃分，《聲》片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部分：卡叔在澳門成長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從來港入讀崇基學院（當時尚未升格為中文大學）到前往意大利修讀電影的追尋理想青年時期；以及由任職無線電視起的成熟時期──不過，電影的內容並非完全按時序編排。

　　《聲》片有不少段落一如憶述往事的散文，寫昔日的生活小節，看似平淡瑣碎，但溫馨細緻，也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這種特色在描寫卡叔童年和青少年時期的部分尤其明顯，從40至50年代澳門寧靜純樸的風貌，到全城居民午間一同收聽李我廣播「天空小說」《蕭月白》（1948年），以至卡叔舅父帶他看尊榮（John Wayne）西部片的往事，均令觀眾印象深刻。這一段落自然也會談到令他開始對電影感興趣的作品──是場面壯觀的荷里活電影，如歌舞片《出水芙蓉》（Bathing Beauty，1944年）和戰爭片《火海浴血戰》（Halls of Montezuma，1951年）。在這裡卡叔也提及美國在意識形態和經濟層面對戰後的港澳起著重大的影響。

羅卡早年拍攝的實驗電影片段，部分出現於《聲》片中，彌足珍貴。

（網上圖片）

　　不過，《聲》片在描寫卡叔的童年往事之前，先以他1970年拍攝的實驗電影《乞食》揭開序幕，呈現他30歲時迷惘的一面。這數十年來予後輩冷靜睿智、老成持重印象的卡叔，以前也曾經是「憤怒青年」。其實這也合理不過，他們出生和成長於二戰至國共內戰的一代，到60年代，目睹中國過去的苦難和香港從貧窮到富庶的經濟起飛，同時處身於左派與右派冷戰的夾縫中，思想上既有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又受到現代西方思潮的衝擊，自然會既萌生理想，但又不知如何實踐，需要不斷探討摸索，過程中有成有敗。卡叔的故事讓我們相當立體地看到一代知識分子（不少後來成為了香港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各界的領袖）當時處身的環境。這些描述跟片中由卡叔拍攝的實驗短片和抗爭活動片段同樣彌足珍貴，這個課題也是香港歷史中有待進一步填寫的一頁。

　　對於從任職無線電視開始的成熟時期（或用卡叔在片中的說法是「進入建制」），影片著墨不多。從了解香港文化歷史的角度，觀眾或許會感到美中不足。上文提及卡叔曾任職或創辦的幾個文化演藝機構均曾對促進香港文化擔當重要角色，其中《中國學生周報》和「香港電影文化中心」在片中還算有一定篇幅，其他機構更少。如果卡叔能以第一身憶述為這些機構工作的點滴，同樣會成為重要的歷史資料。

　　這類回顧歷史的傳記紀錄片，如果主人翁不是長期在鏡頭下曝光的公眾人物，很容易會出現一個難題，就是適合應用的歷史片段不足，畫面容易流於沉悶。《聲》片對這個問題倒有聰明的解決方法：除了歷史新聞片段、卡叔自己的舊照片和影片，以至為這部電影補拍的新片段和模擬舊片外，更加插了非常大量的電影片段，粗略估計有逾50齣電影的片段曾在片中出現。這些片段不單用於卡叔介紹自己昔日的觀影經驗，更套用在適合的場景和旁白內容中，例如他憶述自己童年對灣仔的印象時，用上的是威廉荷頓（William Holden）於《蘇絲黃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1960年）中走在灣仔街頭的畫面；介紹「香港電影文化中心」時，用的自然是《半邊人》（1983年）；談到自己的移民抉擇時，卻竟引用董驃在《富貴逼人》（1987年）中的對白。這個別出心裁的處理令電影平添趣味。

《聲》片在卡叔談到童年對灣仔的印象時，用上《蘇絲黃的世界》的片段。 圖為《蘇》片劇照，並非《聲》片畫面。（網上圖片）

　　卡叔大半生的轉變，或許能代表他們那一代部分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早年崇尚西方理論，他的筆名中「羅」字源於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卡」字則採自美國邏輯學家卡納普（Rudolf Carnap）；但到《聲》片結尾，談到如何面對未來，卡叔引用的卻是中國儒釋道三家思想──正如他早年致力推介西方電影，中後期的工作則以研究香港和中國內地的舊電影為主。這一代知識分子見證和締造了香港很多重要的歷史，筆者期望，他們之中有更多人樂意以不同方式發表自己的回憶和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