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到北京參加一個關於中國經濟的學術會議，出發前幾天知道京城霧霾爆燈，頗具戒心，差點要翻出沙士期間購入的N99口罩以防不測，怎料到埗後卻見藍天白雲，可與去年的APEC藍互相輝映。

霧霾不治理的經濟成本比治理成本更高，而且危及人命。

　　但周日離京時，藍天已開始變得朦朧，回港後兩天，北京竟第一次發出最高級別的紅色警號，學校要停課，車輛要按車牌號碼單雙日走，某些工廠要停產，但原來污染物PM2.5的指數較一周前未有紅色警號時還要低一些。在較低的污染時便要停課停產，等於更確認污染對經濟的破壞，從樂觀的角度看，這個紅色警號可能是北京已下決心整頓污染的徵兆。

污染程度隨GDP增長而下降

　　經濟學家一向知道污染與經濟增長或發展的程度有密切關係。經濟學中有一條以已故經濟諾獎得主命名的「庫茲湼茨曲線」（Kuznets Curve），按照此曲線所顯示，窮國並無多少工業生產，一般地污染不多，但它們經濟發展後，污染便會變得嚴重，你要這些地方的人民選擇更高的生產還是更好的環境，他們會寧願選生產及多賺錢，但當經濟達到大約人均收入一萬美元的水位後，人民對環保的訴求便日增，較為願意付出代價去減少污染，這些國家的污染程度便會隨著GDP的增長而日漸下降。

　　中國去年的人均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已達12,890美元（按官方匯率是7,595美元），北京更已高至27,629美元（用IMF所訂的各國購買力數據計算），內地人民尤其是北京人民的環保意識應已抬頭，但有意願搞好環境與是否會成功不是同一碼子事，北京能否在四、五年內根治霧霾？

　　從世界上多個大城市的經驗看來，「庫茲湼茨曲線」曾多次得到驗證。我小學時的課本把倫敦叫作「霧都」，因那裏的霧霾遠比今天的北京嚴重也。

　　1952年12月5日至9日，倫敦嚴重霧霾，官方的醫療報告說有4,000人因此霧霾死亡，10萬人得呼吸器官病，後來的研究更顯示死亡人數其實更接近12,000人。從當時的圖片可見，倫敦的霧霾比今天的北京更嚴重，15碼外完全看不清。英國政府痛定思痛，在1956年立下「潔淨空氣法」，採用了一系列措施，倫敦的藍天白雲又重現。

　　日本的環保做得不錯，但在歷史上這其實並不如此。在六、七十年代，東京的霧霾也是世界聞名，在現存的圖片可見，東京也是烏煙瘴氣，此明顯是拜當時日本的高速發展工業所致，但有危才有機，沒有危機很難推得動政府改變政策，東京的嚴重污染最後也促使了日本政府大力搞好環境。

付出成本 問題自能解決

　　另一著名例子是美國的羅省。此超級大都會位於地震帶，高樓大廈不多，人口分散居住，靠公路網連接，汽車廢氣特多，在70年代或以前，其霧霾也是世界知名。最後是居民忍無可忍，也訂立「潔淨空氣法」，嚴格控制汽油的質量，到今天，加州的汽油還是比別的州貴得多便與此有關，但羅省的空氣與我當年前往時所見到的是好多了。

　　要改善北京空氣質素當然不是易事。據說，香港有50多萬輛車，但北京卻有近600萬輛，在北京堵車之苦，是那裏人盡皆知的事。這麼多車輛在堵車，空氣哪會乾淨？但污染更大的源頭可能是那裏用煤炭取暖及工廠要用煤炭作能源。年初時內地有套紀錄片《穹頂之下》，細數煤炭污染的為害，建議要把煤炭用水清洗才能用，但有懂行的朋友告訴我，華北缺水，沒法提供此額外水源。上周末在北京的經濟學術會議中，主辦者之一的科大舊同事現在清華的李稻葵教授說已想好方案對付霧霾，北京的霧霾在四、五年內應可基本上消失，今周與李克強總理開會討論霧霾問題時會詳細論述。稻葵不喜說沒有把握的事，以今天北京所掌握的科技及財富，只要肯付出代價，也沒有理由治理不了霧霾。我們也要明白，人民健康本身便是財富，清除霧霾要付出成本，但同時也是創富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