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適度有為」的主張與一直沿用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引來社會討論，若撇開政治及學術上的考慮，政府需要「有為」，視乎如何拿捏「適度」，更要看在哪個範疇上「有為」。

如果政府適當對中小企作出支援，應該可以推動更多就業機會。

　　經濟學者關焯照批評「適度有為」只是個「非常漂亮的形容詞」，他指政府這樣做要有個前設，就是「政府的智慧不但要遠遠優於市場，更要具有極高的能力，制定前瞻性政策。」否則它就只是一張永不能兌現的「空頭支票」。不過，政治與行政學者周保松在其著作《政治的道德》中則質疑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競爭性市場不能保障所有人的自由，甚至反對「為有需要的人提供教育、醫療、房屋、失業救濟等基本福利。」

　　關焯照認為，市場上不少有智慧的人會利用政府政策圖利，更可完全破壞政策的效力，政府最終只會「好心做壞事」，而周保松則指出「市場在最大程度上保障每個人享有平等的自由」只是一個迷思，值得商榷。簡單講，經濟學者信奉的市場經濟與利益掛鈎，以金錢驅動，而政治行政學者則指金錢有礙公平與自由等原則，可謂各有道理，但正如關焯照也說，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市場仍可做到資源有效分配，當市場失效，無法達到有效分配資源時，政府便要出手介入。由此我們或可大膽提出，社會現正討論的「有為」（有形的手）和「不干預」（無形的手）可能並沒有黑與白的矛盾，而只在於那「灰色」地帶：「適度」或「積極」如何拿捏。

　　大家不妨放下學者的觀點，若務實地看，政府如能平衡各方利益，在保障港人基本權利方面，推出政策，令扭曲了的市場回復運作，相信會受社會大部分人歡迎。起樓增加住宅供應是今時社會主要訴求，政府也想闢地建屋，但其後果有目共睹。因此，還要看在哪方面用力。

　　20年前，美國克林頓政府做了不少措施，扶助中小型企業，讓他成為美國幾十年來唯一財政實力可觀的政府。要讓香港得益，港府不妨從佔港企逾九成的中小企著手。若「適度有為」可被演繹為：政府帶頭、出手締建一個營商平台或環境，予中小企或小微企業，以至其他產業的初創企業（startups）發展，讓營商者發揮創富、創意創業的能力，這些企業甚至不必有IT元素，只要「有可為」便可。克林頓政府當年就在地方州郡設中小企辦公室，專門助經營者寫貸款計劃書，申請銀行或其他融資安排，受助企業計有辦公室綠化公司、賣甜圈（donuts）店等，當年美國就業人數上升，申領失業救濟者則減，而稅收亦增。

　　政府既然有很多扶助文化創意產業的措施，為何不可對工商產業也「適度有為」？哪怕是以一間咖啡室作為「商界沙龍」、一個交流意念及商機的地方，政府也不妨多做，若政府按可用資源推出這類「適度有為」的德政，相信無謂的反對聲音也不會有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