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2月15日晚，美籍意大利雕塑家ARTURO DI MODICA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外放置了一座5000磅的黃銅公牛雕塑，給剛經歷股災的華爾街帶去了牛市的祝福。幾經滄桑，如今這只金融牛（Charging Bull）已成為華爾街的地標。2010年5月15日，由ARTURO DI MODICA親自操刀鑄造的「中國金融牛」，在上海的外灘金融廣場揭幕。「中國金融牛」的重量、體積、高度與其在華爾街的「孿生兄弟」相約，不過前者通體泛紅，牛頭扭向右前方，尾巴也翹得更高。

　　可惜揭幕當天，金融牛似乎並沒能為上海股市帶來沖天的牛氣－－上海A股指數重挫5.07%，跌至年內新低，但金融牛在外灘的「亮相」毫不忌諱地展示上海欲打造國際金融中心的雄心。根據國務院的規劃，上海將在2020年被打造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不過有觀點認為：在人民幣自由流通、兌換受限制；行政法律與國際不接軌和金融實務經驗尚欠缺的三大制約條件下，上海難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國際金融中心。

　　但是依照中國特殊的國情，上海定將能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金融中心，至於是否「國際」，筆者則認為不必在此二字上糾纏。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日本東京證券交易所曾以「全球最高的交易量」一度「趕超」紐約證券交易所，但東證一部（主板）2000餘家上市公司中，唯不足百分之一是外國公司，故此盡管其交易量大，融資配套發達也不被視為「國際金融中心」，由此可見「國際」並非衡量金融中心成功與否的唯一指標。

　　「國際金融中心」其實是為不同國家的融資方和投資方建立一個業務平台，資金流動才是金融中心形成的必要條件。鑒於中央政府堅定奉行獨立的貨幣政策，人民幣也不能在短期內實行自由浮動匯率，那麼在三元悖論下跨境資金自由流動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但只要上海作為一個平台，專注為國內企業提供融資服務，資金流動不自由的影響會相應減低。事實上，內地融資方和投資方的整體供需業務量足以「撐起」一個、甚至多個金融中心。且不算為數眾多的私營企業，僅計國資委旗下120多家超大型的央企就對股本和債券融資有著巨大的需求；反之國內充足的民間儲蓄、社保體系則均可為各融資渠道提供充足的資金來源。

　　縱然尚存司法體系與國際不接軌和政府政策主導的挑戰，由於上海專注於國內層面的融資服務—－融資企業絕大部分的採購、生產、物流工序均在國內完成，整個生產流程實際上就要受到中國司法系統與行政指令的規範，故此不會構成對金融服務事業發展的限制性因素。另一方面，隨著大量中外合資金融機構及擁有豐富經驗的海歸人才在國內發展，上海在金融實務方面的水平在不斷提升。方風雷、高西慶、厚樸基金等一批熟悉的名字不單催化金融系統趨向成熟，也是本土金融服務機構及人才崛起的端倪，這兩大因素為上海注入了發展金融中心的強勁動力。

　　「上海金融牛」與華爾街金融牛同樣牛氣十足，但兩者顏色形態亦稍有異。上海要發展金融中心，其實也不應太拘於「國際」的名相，卻應充分利用本身與本國企業現有往來關係、對國內法規熟悉的相對優勢，著實提升融資規模及服務的多元化。畢竟有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才有了今時初具規模的金融業。現在有「具有中國特色金融牛」坐鎮，有理由相信：上海灘盡可大力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金融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