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革命不一定是暴力革命，天鵝絨革命就是完美的典範。

　　回答：我不認為天鵝絨革命能夠發生在中國。不談當時的國際局勢，也不說整個捷克的人口只有北京的一半。相信天鵝絨革命其實就是選擇相信了民眾的素質、執政者的忍讓、文人的領袖，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鵝絨革命，我認為這三者在中國全部不存在。你不能把一場完美的革命常掛在嘴邊來反駁也許未來不完美的改革。我理解中國很多文人和學者對天鵝絨革命的感情，他們甚至能夠在腦海中將自己代入哈威爾的角色暗自感動。但無論中國發生暴力革命或者非暴力革命，文人所處的地位和角色遠遠比他們想像的要低得多，更別說能作為領袖了。而且國民素質愈低，文人就愈甚麼都不是。你也不能用完美的民主，完美的自由，完美的人權從字面上解釋應該甚麼樣子的來逃避中國的現實。改革和民主其實就是一場討價還價的過程，你不能盼著執政者看了幾本書忽然感化把東西全送給你。你不能天天盼著天鵝絨革命，再由你來扮演哈威爾，並瞬間讓每個中國人有一張選票，還都不能被賄選。捷克至今也不是普選。所以我的觀點很簡單，暴力革命我們都不願意發生，天鵝絨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國發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國出現，所以我們只能一點一點地追求，否則在書房裏空想民主和自由憋爆了自己也沒有意思，改良是現在最好的出路。

　　問：你得出的結論就是中國人素質太低，不適合民主。政府有沒有給你維穩的回扣啊？

　　回答：我不知道你如何看出了這個結論，我覺得我已經寫得很通俗了。民主不是適合不適合的事情，它遲早會到來。國民素質低並不妨礙民主的到來，但決定了它到來以後的品質，誰都不希望來個盧旺達式的民主，雖然這並不是真正廣義的民主。有時候緩緩來，有時候突然來。也許它來的不那麼徹底，來的不那麼全部，來的不那麼美式，來的不那麼歐式，但在你的餘生裏，它一定回來，回想起來，可能還來的有點平淡。

　　問：你的意思是一切只能靠執政者的恩賜，而不是人民自己的爭取？

　　回答：給執政者壓力當然重要，但遺憾的是，執政者的配合更重要。這的確需要運氣和人品。現在社會各個階層是割裂的，比如執政者，你動車事件鬧得再大，他們依然淡定，覺得這是民間的事情，不費一兵一卒，時間自動擺平，執政者的家屬可能完全不關心這事，只關心誰要上誰要下，誰的歲數大一點，XX位置怎麼排。而在這樣的輿論壓力下，事情依然能自然過去。當然，更有可能是他們都沒有感受到輿論壓力。好比你帳戶裏有十億，你丟了一千塊，你自然不緊張。文化界兜裏加起來的總和就五百，而他們認為統治者兜裏也就三千，所以我覺得他們是放大的統治者的焦慮。人家完全沒考慮你的問題。而文化界很多人認為一切的問題就是體制的問題，仿佛改了體制一切都迎刃而解，他們雖然善良正義，嫉惡如仇，但要求農民和工人和他們擁有一樣的認知，甚至認為全天下都必須這麼思考問題。可事實往往有些讓人寒心。

　　因為拉力賽都在偏遠地方舉行，我這些年去了上百個各種各樣的縣城，這些都不算特別封閉和貧瘠的地方，我和各種各樣的人聊天，他們普遍對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像的那麼迫切，他們對強權和腐敗的痛恨更多源於為什麼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親戚得到了這一切，而不是如何去限制和監督，只有倒楣到自己頭上需要上訪的時候才會從詞典裏撿起這些詞彙來保護自己，只要政府給他們補足了錢，他們就滿意了。一切能用錢解決的社會矛盾都不算什麼矛盾。而知識界普遍把國民對這些詞彙的這種應急應用當成了他們的普遍訴求，覺得與文化界形成了共識。我不認為在分歧和割裂這麼大的國家裏能有一場美好的革命。你也許覺得這正是執政者馴化的結果，所以要改變執政者。但現實就已經這樣了，那一兩代人已經這樣了。但是幸運的是，我和他們的子女聊天時，互聯網和各種傳媒已經或多或少的打開了他們的眼界，所以我並不悲觀。

　　中國共產黨到了今天，有了八千萬黨員，三億的親屬關係，它已經不能簡單的被認為是一個黨派或者階層了。所以共產黨的缺點很多時候其實就是人民的缺點。我認為極其強大的一党制其實就等於是無黨制，因為黨組織龐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體制本身，所以問題並不是要把共產黨給怎麼怎麼樣，共產黨只是一個名稱，體制只是一個名稱。改變了人民，就是改變了一切。所以更要著眼改良。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問：如果革命到來，有影響力的文人應該扮演麼角色？

　　回答：文人到時候就應該扮演一顆牆頭草，但必須是一顆反向牆頭草。文人需有自己的正義，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響力就越不能有立場，眼看一派強大了，就必須馬上轉向另一派，絕對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張，不能跟隨任何的信仰，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騙子，不聽任何承諾，想盡辦法確保不能讓一方消滅其他方而獨大。所以未來的中國如果有革命，誰弱小，我就在那裏，它若強大了，我就去它對手那裏。我願犧牲自己的觀點而爭取各派的同存。只有這樣，才有你追求的一切。

補加一個問答，關於素質和民主：

　　問：我去了一些發達國家，我發現在表面的素質之下，其實深交下去，人性也都是這樣的，所以好的制度才是高素質的保障。

　　回答：我完全贊同。但我們說的就是表面素質，不要因為覺得人私底下都是怎麼怎麼樣的而小看表面素質。民主的品質就是由國民的表面素質決定的。一個人開車可能關遠光燈，看見人彬彬有禮，遵守社會功德，但一交往，發現其實也是自私懦弱狹隘貪婪……這又如何呢？素質和人性放在一起談沒有意思，美國人的人性和中國人的人性說到底當然是大同小異的，全世界人類的人性都差不多。所以這裏就有一個雞和蛋的問題，先有好的素質，再有好的制度，還是先有好的制度，再有好的素質。其實這個沒有疑問，在能出現好的制度的時候，無論素質的好壞，都應該保障好的制度，因為好的制度恒久遠，一顆永流傳，制度有實在的，素質是空幻的。問題是，當好的制度由於種種原因遲遲不能到來的時候。咱不能天天期盼從天上掉下來一個好的制度，然後一切才有開始的可能和動力，否則反正好的素質也沒必要，又緩慢又不見得有效……好的制度以及好的民主有兩個到來方式，一種是有一個紀念日，一種是沒有一個具體的日子，但要一兩代人的努力。我覺得還是要實際一些，美國的獨立宣言再好，美國的憲法再好，美國的憲法修正案再好，是因為他們的政黨和人民都做到了。我們憲法其實也好，我們的執政黨說過不少隻比獨立宣言好不比獨立宣言差的宣言，但大多數沒做到。他們是不會看著各種宣言而自省的，革命代價又太大太不可控，改良又慢又拖延，國民素質又不高，的確看著像個死結。但我依然選擇相信改良。暴力或者非暴力革命只能是督促改良的籌碼，但不能也不肯能真正的操作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