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戰納粹德國覆亡後，一批被指為執行殘暴的種族滅絕罪行的納粹軍人、黨衛軍頭子，或者在納粹覆亡前夕自殺，或者接受紐倫堡審判，但他們的孩子怎麼面對他們父親所做的一切？他們的姓氏無法同他們的父親割離，即使改了姓氏也無法迴避血親的歷史。

　　儘管父親的歷史並不等同於他們的故事，許多罪大惡極的納粹，回到家中並不是一個惡人。所有納粹的孩子，在大戰期間年紀都太小，不知道也不理解世界發生的事。他們童年回憶都是生活在第三帝國為領袖們提供的翠綠山莊，偶爾忙碌的父親回到家中，也只表露他作為父親的人格面向，至於那個殘暴的面向，是在德國戰敗後才帶到孩子們視野。於是一夜之間，他們的家庭命運改變，而真相和事實也就帶給他們人生非常沉重的負擔。他們繼承了一個共同包袱：他們的父親消滅了數以百萬計的無辜人民。他們的名字被永遠蓋上可恥的烙印。他們如何面對這種改變？他們以後的歲月怎樣度過？社會怎樣看待他們？

　　這是二戰後，德國承擔了戰爭罪責，戰爭罪犯的後代如何自處、如何融入社會、如何作心理建設才能站起來的深入人性的問題。

　　一位母親是德國人、外公曾在德國當過職業軍人的刑事律師的譚雅．克拉斯尼安斯基（Tania Crasnianski）去年出了一本書，書名是《納粹的孩子》（ENFANTS de NAZIS），通過閱讀和研究大量的現存檔案，訪談，整理出八個納粹孩子的生活圖像，寫出他們艱難的人生，提出了人性中值得思考的問題。

　　擔任納粹最大集中營也是毒氣滅絕營的指揮官魯道夫·霍斯曾經說：「即使我在執行滅絕措施，我一樣過著正常家庭生活……對於我來說，家庭是神聖的，我跟它之間的連結無法分割。」另一個執行滅絕政策並於1961年在耶路撒冷受審的戰犯艾希曼，負責檢查他的精神科醫生作證說，艾希曼對妻子、兒女、父母、兄弟姐妹及朋友的行為「不只是正常，而且絕對值得嘉許」。

　　輿論希望找出這些罪犯身上有特定的毛病，用來解釋他們的殘酷行為，寧願相信這些人是一群嗜血怪獸，因為他們的正常性更加使人毛骨悚然。我們該怎麼解釋那些執行殘酷恐怖的命令者，一方面過著正常家庭生活，另方面卻屠殺數百萬人？他們怎麼可能在親吻自己的孩子後，走出家門殺害或命令別人殺害無數的男女老少？

　　這些罪人實際上無不將自己視為具有道德良知的人，黨衛軍的頭號人物、希特勒的最親密助手希姆萊，雖然是滅絕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的策劃者，但他堅信自己是有道德的人。因為在第三帝國統治期間，殺猶太人被列為社會常態，這是國家社會主義特有的殺人道德觀：為了德國的生存，殺人是必要的行為，而殺人的立論基礎，是人類之間的絕對不平等。

　　要那些在父親的愛護中生活過的孩子評斷自己的父親，是非常困難的事。一名納粹對探訪他的猶太裔外孫女說：「覺得自己有罪的人，就是有罪的人。……跟一切保持距離，這樣的人生簡單得多。」

　　但是，對於生育、撫養他們的父母，根本缺乏客觀評斷所需的距離。

　　納粹的孩子們透過戰後德國強烈的道德規範的變動，須重新評斷他們的好爸爸的所作所為，是非常困難的事。情感連結愈密切，道德判斷就愈不容易。無條件認同，或者全面排斥。那些納粹要人的子女們有各自的取態。

　　有的徹底反對父母，有的則與父母口徑一致，但很少有人採取中間態度。有些人一方面堅決摒棄父親的作為，另方面卻能找到辦法繼續愛他們的父親。有些人永遠不能愛一個「怪獸」，因此他們在內心上全盤否認父親做過「怪獸」，甚而否認納粹的黑暗面，藉此維持一個無條件的愛心。他們將父親的行為合理化或加以辯解，認為在他們所屬的規範架構中，他們的父親是以合法的方式行動。納粹德國的外交部長的一個兒子說：「我父親是在做他認為對的事。假如現在我們處在同樣的情況，我會作出跟他同樣的決定。他只是希特勒的一個顧問，而事實上，希特勒不會接受任何人的指導。」希姆萊的女兒的立場相同，她終其一生都認為她父親「無罪」。

　　也有些人陷入對父親的排斥和仇恨，他們繼承的過去有如沉重的腳鐐。他們必須在日常生活中承受它，不可能對過去帶來的沉重視而不見。有人決定承認一切，有人走上心靈宗教的道路，甚至有人為避免「遺傳罪惡」，決定結紮。

　　無論是否認、壓抑、認同還是愧疚，所有納粹的孩子都要設法找到讓他們面對過去的途徑，無論他們是否清楚意識到自己在做這件事。

　　戰後力求復興的德國，處在一個驅魔的氛圍中，納粹的後代必須對自己做許多心理建設，才能讓自己站起來。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

《納粹的孩子》

作者：譚雅．克拉斯尼安斯基

由商周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本文摘自香港電台第一台 (FM92.6-94.4) 李怡主持的《一分鐘閱讀》。該節目逢周一至周五播出，並存載於港台網站 (rthk.hk)。